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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40年代蘇聯在華情報組織西安通訊

发布时间:2019-11-08 18:49:26 编辑:笔名

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华情报组织:西安通讯组

1943年春至1948年春,在国民党西北统治重镇西安,活跃着一个由王敦瑛领导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秘密组织,因为它隶属于苏联的情报机关,在中国境内受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直接领导,所以有关它的活动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雷云峰先生受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对新中国成立前活动在西安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情报组织活动情况进行调查,撰写了《战斗在敌人心脏--西北解放战争中陕西地下党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一文(刊登于《陕西地方志通讯》总第27、28期以下简称《雷文》)文中把王敦瑛领导的隶属苏联情报机关的西安通讯组与当时在西安的多个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没有区别开来,认定其为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以至以讹传讹,被《西安今古》(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陕西师范大学校史人物传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刊引用笔者根据新接触到的一些史料,以对历史的真实进行探讨

西安通讯组的隶属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根据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遣了一批空军志愿人员和由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Московский)、施克雷巴(СкрибАы)为首席顾问的苏联顾问团相继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绥靖公署)顾问军事当时为首席顾问担任中文翻译的是长期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中方人员王敦瑛苏联顾问团备有一部电台,由王敦瑛将苏方军事人员及他本人搜集的日军及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直接报告苏联情报机关

抗战胜利前夕,苏联政府出于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撤出了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1943年春,苏联军事顾问团回国后,王敦瑛奉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Ж

Рощип)的指令,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驻西安王曲)俄文教官、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等身份为掩护,留在西安,成立情报组织(本文称“西安通讯组”),搜集日军及国民党方面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直接向苏联情报机关报告

《雷文》认为,西安通讯组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情报组织这些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支撑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没有周恩来同志指示王敦瑛成立通讯组的直接证据王敦瑛在1950年5月25日写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他,指示他成立通讯组的情节而是写道:“1943年6月,苏联顾问团解聘回国,奉莫斯科中央命令,在西安成立通讯组”“由施克雷巴交给电台一部”并明确指出:“在罗申领导下,仍与莫斯科中央直接通讯”

《雷文》还以西安通讯组电台工作人员夏中和与钱瑾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所派为证据,证明西安通讯组是中共领导下的情报组织历史的真实是他们是应罗申的请求,由周副主席派往西安参加通讯组工作的

王敦瑛1965年9月29日在《历史材料补充说明》中回忆:通讯组“是在我党驻重庆办事处,主要是周总理的支援下成立的”“电台台长杨才(夏中和)及助手钱瑾是办事处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罗申在重庆经常和周总理联系,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和他失掉联系,则可请示周总理”据龙文英回忆:她和杨才到西安参加通讯组的工作是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具体安排的,在西安的唯一上级领导并与之单线联系的是王敦瑛这些都可以说明:夏中和、钱瑾夫妇参加西安通讯组是周恩来应罗申请求派遣的,他们只接受王敦瑛的领导,与陕西及西安地下党的情报组织没有联系

关于西安通讯组的隶属关系,杨明轩先生解放初也有清楚的回忆:王敦瑛“抗战期间,在重庆帮助罗申大使(新中国成立后罗申任苏联驻华第一任大使--摘者注)工作,后随苏联顾问等来西北,他充翻译苏顾问走后,留一电台,即由敦瑛同志负责与莫斯科通报”屈武先生在1966年4月4日的一份材料中写道:王敦瑛在洛阳、西安都是由顾问事务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屈武时任副处长--摘者注)派他随苏联顾问在战区做俄文翻译工作的,1944年在西安王曲中央第七分校也是搞同样性质工作的但只是他公开合法的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一种地下工作,那就是给苏联驻华武官处做间谍工作1944年夏秋之交,国民党行政院派我到陕西去任建设厅长,临行苏驻华武官罗申对我说,王敦瑛是他的人要我给王带一笔款(金圆券,数目记不清了),并希望我在西安必要时对王作些掩护,这我才知道王敦瑛和罗申的关系

“我到西安把款交给王敦瑛,王对我说,他有一部秘密电台安装在建国路某处,专对苏方通电,与中共无关”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西安解放后的第八天,时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蒙定军在给西安市委组织部长董学源的一封信中谈到王敦瑛的工作问题:“王敦瑛同志确系在国际组织领导下在西安对敌工作与我发生过工作关系,我可负完全证明……他的工作我意是要请周副主席(周恩来--摘者注)转请国际许可,方能公开,但在未公开前,是要给党做工作的,当然他对此工作是有相当经验,是否可以暂指定与我联系,因警司工作上也需要他在暗地帮助,同时与我有工作关系也不至乱”认为王敦瑛的通讯组隶属苏联情报机关,公开王敦瑛的身份需经“国际许可”即使在“文革”

中,对王敦瑛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也是:“我们认为王敦瑛在这一时期,为‘第三国际’组织搜集国民党情报,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与地下党其他同志交换情报,也是革命工作,应予以肯定”

通讯组的活动经费也是由苏方提供的除屈武先生回忆曾受罗审委托,为通讯组带过活动经费外,张自刚(通讯组成员)的回忆中也曾提到杨才曾回重庆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取过经费1949年底,王敦瑛去北京拜见罗申,汇报通讯组的工作,罗申在交给王的名片上写道:“工作结束时剩余的经费,请留作你和你的眷属生活费用”体现了罗申对王敦瑛生活的关心,也证明经费是由苏方提供的

当时,在西安有多个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其中主要有以蒙定军为领导(后为赵伯平)的“西安军事情报组”,受中共关中地委直接领导以王超北为领导的“西情处”,直属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还有周恩来直接安插到胡宗南“心脏”、长期隐蔽的地下党员熊向晖和地下党员王石坚与延安直接联系的情报渠道《雷文》把王敦瑛领导的西安通讯组误认为是为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是把几个情报组织没有区别开来,湮没了历史的真实

西安通讯组的人员组成

从目前接触的资料看,西安通讯组的主要成员为王敦瑛、夏中和、钱瑾、李儒珍和张自刚

夏中和、钱瑾夫妇(夏中和,真名杨才,四川省阆中县人,1921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1939年春被派往莫斯科接受过通讯技术培训,1941年回国后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事电台报务工作钱瑾,真名龙文英,四川省人,1922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均为中共党员,奉派西安参加通讯组工作以前均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电台报务工作,他们是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和周恩来同志的渠道,参加王敦瑛领导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西安通讯组的

为便于王敦瑛在西安开展工作,应罗申请求,周恩来同志还把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着名爱国人士、西北民盟的创始人杜斌丞先生(1947年10

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及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杨明轩先生(1946年8月进入陕甘宁边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介绍给王敦瑛,王敦瑛又通过杨明轩先生与打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蒙定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取得联系

通讯组联络点和电台设在建国路的玄风桥34号夏中和夫妇以经营小商店作为掩护开展工作,夏中和为“掌柜”,钱瑾为“店员”由于夏中和夫妇早年参加革命,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再加上都是四川人,容易引起敌特怀疑,应王敦瑛的请求,蒙定军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张自刚(又名张岗,1945年6月赴延安)参加通讯组,以“店员”身份协助夏做生意并作掩护工作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到以后,经译电员兼交通员李儒珍(王敦瑛妻子)处理,交由夏中和发报,发报时钱瑾和张自刚负责警戒此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与通讯组一直存在着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惊险局面多次出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在特务充斥的西安,此种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但王敦瑛看起来还是处之泰然,无所畏惧不过曾有一次,他来看我,神色紧张,说中共在西安的电台被破获,特务还在到处搜查……”1948年春的一天,王敦瑛参加绥靖公署总理纪念周会,会上胡宗南因特务机关不能破获不明电台大发脾气会后绥署参谋娄蔚森告诉王敦瑛:“前些日子测向台发觉东大街附近还有一部不明电台,但始终找不到线索,所以主任(胡宗南--摘者注)发脾气了”特务的搜查已在小商店附近进行,形势非常严峻,王敦瑛决定向莫斯科报告后,停止工作并隐藏电台此后通过地面交通向苏驻兰州领事馆传递情报

《雷文》除认为西安通讯组为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外,还认定杨明轩、杜斌丞、蒙定军为西安通讯组成员应该指出的是,杨明轩、杜斌丞、蒙定军和西安通讯组只有提供和交换情报的关系,并非是通讯组成员

杨明轩1950年在一份材料中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他们当时开了个商店作为掩护,这一时期我在西安常住红十字会医院,与敦瑛同志每礼拜必见两三次”可见当时杨明轩与王敦瑛有密切的联系,但没有把自己列入通讯组成员蒙定军同志在解放初的一份材料中写道:“他组织的机关与发报机,我曾设法掩护过,也看见过……我们互相交换过军事情报,我也利用他的电台发过报转延安,这个情况我也向关中地委报告过”“文革”中,蒙定军在一份“关于王敦瑛的有关问题”中写道:“王敦瑛曾经提出将我的名字报在他的情报组织里,并要给我情报经费,我拒绝了”可以看出蒙定军当时有自己的组织系统,也不是王敦瑛为组长的通讯组成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1950年8月28日在“关于批准王敦瑛同志入党的决定”中写道:“1943年顾问团解聘回国,奉令在西安成立通讯组与莫斯科通讯,杨明轩、蒙定军等同志均曾协助其工作”没有认定杨、蒙二人为通讯组成员可惜杜斌丞先生1947年被敌人杀害,没有他记述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但从杨明轩、蒙定军等提供的材料中,也难以认定其为通讯组成员综上所述,杜斌丞、杨明轩、蒙定军和通讯组只是提供和交换情报的关系,客观上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并非通讯组成员

王敦瑛的党籍问题

王敦瑛从1933年即加入“共产国际”,开始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党籍和党龄问题的确认也颇费周折

王敦瑛,190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黄县,自幼随做小贩的父亲到黑龙江黑河市读书,哈尔滨俄文法政大学毕业1933年由同学王自立介绍加入“共产国际”,1934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积极工作训练班”,接受情报专业训练1935年5月学习期满,秘密潜回东北,在苏联情报人员米列尔(Милиер,苏籍德国人)的领导下,搜集日本关东军情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苏联空军自愿队援华,王敦瑛以俄文译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6月,转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以苏联军事顾问团译员身份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苏联顾问团回国后,被指定为西安通讯组组长王敦瑛以咨议身份并通过与第一战区长官部(绥靖公署)高参傅葆初、参谋许亚川等交往获取情报,并与杜斌丞、杨明轩、蒙定军等交换情报

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纷纷逃往汉中,王敦瑛悄然留在西安西安一解放,他就和1947年撤往延安、时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蒙定军取得联系,秘密作肃清敌特,维护西安秩序的工作后被分配到西北大学工作1952年,王敦瑛同志受命负责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安外国语大学前身),并担任该校副校长1958年以后调任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6月去世

《雷文》认为,王敦瑛在西安通讯组时期,即是中共地下党员历史的真实是王敦瑛解放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组织关系

关于他的党籍问题,王敦瑛认为:“三三年我加入国际组织是苏联国外地下工作组织,是否党的组织,当时领导人并未向我说明,但到莫斯科学习时,负责人曾告以自工作开始起,认为当然加入党组织”中共西北局组织部调查认定王敦瑛的党籍问题时,蒙定军1950年4月4日在写给“李万春同志”的信中说道:“王敦瑛的情况,我比较知道的详细一些,……但这仅只是一种工作关系,从来没有经过正式关系介绍,只能证明他的工作,而对他的关系在手续上似应由上级组织设法解决故我意请转中组部问问周总理,他是知道的,由他再转问罗申大使如中组部能够解决,当然就不必再问那么多人”杨明轩1950年8月8日在一份证明材料中写道:“……他的组织关系在莫斯科,解放后已给周恩来同志去信,要求通过罗申大使恢复关系”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的伍修权同志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的委托,专门就此事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在1950年6月22日给“王主任转中组干部处”的信中说:“王敦瑛的材料已亲交罗申大使,他口头向我表示,王敦瑛是忠心耿耿的革命者,经过了最困难环境的考验,他对王只有好的证明,此事他也告诉过李克农及师哲……王敦瑛党籍问题,他提议依中国情况解决”中共西北局组织部综合考察了王敦瑛同志参加“共产国际”以后的表现,决定“依中国情况解决”,1950年8月28日中共西北局组织部直接批准王敦瑛同志入党1952年10月10日在王敦瑛党员登记表中,中共西安市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对王敦瑛同志的组织鉴定结论是:“王敦瑛同志1933年参加革命长期搞地下工作,解放后(1950年8月)重新入党(年党龄保留)敦瑛同志在长期工作中,能坚持斗争,曾经组织批准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他对党一贯忠诚,据现在了解,历史清楚,无其它问题”自此王敦瑛同志的党籍和党龄问题得到解决即使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造反派”对王敦瑛同志的党籍问题也没有提出过疑义

上世纪40年代的苏联在华情报组织--西安通讯组仅存在了五年时间,而王敦瑛同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6年之久,其中有很多史料值得挖掘、考证,譬如西安通讯组提供给苏方情报的内容及其价值的判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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